此外，与其他法律规范相比，授权立法机关限制基本权利的条款包含非常开放的语词。
多方利益的平衡是对即时市场运行结果的预先防范和调整。无论是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大城市或中小城市，没有看到一个任由市场调节的例证。
基于农耕和工业文明制定的法律制度体系，在信息化和互联网全球化进程中受到冲击。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城市起初都对网络约租车采取否定态度，其后一些城市和地区的确做出了调整，其中美国加州、特拉华州和华盛顿特区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通过新立法，承认了网约车的合法性。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7版）》，萧琛主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285页。比较可行的方案，是设定最低价格和最高价格。《行政许可法》第16条第3款规定，规章可以在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因此，有必要在立法框架中为适时调整规制措是留下空间。出行服务公司一直否认在过去几年里它们的爆炸式增长导致了更多交通拥堵。《办法》第4条的规定，实际上不是设定权力，而是描述交通部在组织法上的权限。
张效羽：《互联网约车规章立法中若干法律问题分析》，载《行政法学研究》第2期，第68-69页。为此，交通行政部门采取了禁止打车软件设加价或小费功能，打车软件约车纳入出租车电调平台等措施，缓解了扬招难问题。一部分是租赁车，接入平台，由专职司机运营的。如果对不同对象的规制措施在权利义务上有不同程度的配置，就需要论证规制对象本身不是相同的，并在合理区别的基础上进行分类规制。
[27]二是巨额补贴和奖励投入使网络约租车的价格极低，很可能减少的是公共交通出行。[41]如果政策制定者认为有必要接纳，则需要将其纳入规制框架。
本文的研究，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因此，在中央—地方立法权限的实际行使中，需要对事务本身的性质进行准确的界定，对基本上属于地方性事务的事项，应当由地方进行立法为宜，而只有超越地方性的国家事务，才由中央立法进行统一规定。[45] 《行政许可法》的上述规定为互联网+规制确立了实定法上的框架。在谁来规制的问题上，应当由中央，还是地方进行立法，立法的权限如何分配。
2.准入方式及条件（车辆、司机） 如果网络出行服务商只是平台，那么它需要取得网络服务许可证，承运人（交通运输运营者）及其车辆与司机，分别另行依法取得许可。目前《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作了车辆必须转为营运性质的规定。因此，如何确保作为公共交通补充的这部分出行需求，能够得到普遍的、可持续的、价格较为合理的出租车运输服务的供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参见《UBER政策研究周报》第1 期（8月31日至9月6日）。
这就需要对规制措施所要达成的目的进行确定。[43]因此，以逢政府规制必反的态度来讨论问题，无益于问题的讨论，也无法进行全面的法政策分析。
就网络约租车规制而言，需要分析网络约租车运行业态中存在的主要类型，以此作为讨论规制措施的基础。在美国加州已经有案件形成。
它能够受到的限制及其合法性要求，是不能与财产权这一公民基本权利等量齐观的。然而，伦敦的Uber合作车辆接入量、日订单量及其所占机动车和运营车辆出行比例都很低。在规制创议时需要这样的分析，在规制措施运行后也需要适时地进行再评估。我国交通运输部作为对城市出租客运负有指导管理职责的国务院主管部委，起草了《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于2015年10月10日发布，公开征求意见。如果进一步提交更多数据，就有可能侵犯乘客和合作司机的隐私，且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索取的信息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职权范围，而且无助于提升公共安全。这个结论需要再加推敲。
兼职车辆是否有接入数量的限制，可以由城市政府作出规定。Uber认为，其已经向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提供了大量数据。
随后，交通部制定了《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继续执行国务院第412号令，对设定的许可作出了具体规定。文章来源：《法学家》2017年第1期。
第二种不灵表现为市场的外溢效果或外部性。互联网+并不能担保带来完美的无须规制的市场。
美国有着类似的模式，适用于出租车的数额控制规制措施在城市层面，豪华轿车和汽车服务的规制措施则在州层面。最后，本文以网络约租车规制为例进行的互联网+规制结构研究，主要不是法的解释和适用作业。[55] 在对规制措施的选择方面，不同的规制措施还需要经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检视。[86]此后，Uber在新德里申请了地方通讯出租车牌照从而恢复了运营，而规制者一直推动公司更像传统出租车服务那样运营。
《国务院组织法》第10条第2句的规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决定，主管部、委员会可以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3]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法监管措施，化解网络风险。
[80] 有学者认为不会出现网络约租车不会出现过度竞争，研究成果在价格规制问题的结论，同样忽视了大量专职车辆和全职司机参与运营的影响，参见彭岳：《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以互联网专车为例》，载《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129页。平台公司的审查必须向政府交通监管部门备案，甚至规定实现在线同步备案。
规制措施的分类，包括许可（事前批准）或事后备案（认证）—标准（目的—性能—规格）—信息披露等。综上所述，网络约租车的运营存在着负的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可能形成垄断结构。
[40] 王全宝：《交通运输部官员：出租车行业改革存在三难》，载《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11月10日。而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定不一致的处理规则更为复杂，需要先由国务院进行裁决，国务院如果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还需要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互联网出行服务还在发展，规制措施也有待检视效果。《广州认定私家车用打车软件接客非法》，载《南方都市报》2015年1月8日。
[26]然而，快车、顺风车是低端市场，到底是大量替代私家车，还是大量替代公共交通使用？精确的结论，显然还需要基于更全面的数据经过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这是讨论互联网+规制问题所不可忽视的第二个重要方面。
[37] 参见[英]安东尼?奥格斯：《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骆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0页。[21]这些车辆接入平台后，除了和出租车产生全面的竞争之外，还很可能加剧了道路拥堵。
有的人认为这个办法废止了，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许可也失效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第三类是潜在风险大的，要严格加强监管。